日本眼里的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近年来成为学界热门话题。具体到日本而言，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现当代文学引起了日本学界和广大读者的重视，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加速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往往局限于古典文学，希望从中寻找归属感、凝聚力和精神营养;而对于同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则片面地认为那是向日本近代文学学习的产物，或者是借道日本向西方文学学习的产物。基于此，在我国现代文学诞生不久的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界只对鲁迅、郭沫若等个别作家作品刮目相看。

例如青木正儿在《以胡适为漩涡中心展开的文学革命》(1920年发表)一文中说：“在小说方面，鲁迅是一位有前途的作家，其《狂人日记》描写了一个迫害狂幻想者的惊恐的幻觉，其水平已迈入中国小说家迄今未曾达到的境界。《新思潮》的同人在创作上也非常努力，但令人遗憾的是，其水平大都只有我国初中生作文的程度。”可以看出，青木对鲁迅的评价是很有前瞻性的，但显然低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水平，不过这种看法在当时的日本相当普遍。

日本学界这种带有偏见的认识，使得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的接受出现了误读的情况。例如，1929年，井上红梅将自己翻译的《阿Q正传》发表在一本名叫《怪异》的色情刊物上，该刊物把它与《近代游荡文学史》等杂乱无章的东西混搭在一起，目录上甚至没有署上鲁迅的姓名。显然，这是被庸俗化、被歪曲的误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日本挑起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影响，日本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明显减少，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股清流，那就是1934年成立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成果最为卓著、影响最为深远的学术团体——中国文学研究会。该团体由竹内好、武田泰淳等一批年轻学者组建而成，他们以鲁迅研究为核心，开始系统地译介、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竹内研究鲁迅，是以鲁迅为镜子，充分肯定鲁迅的“拿来主义”，进而反思日本缺乏独立思考精神的盲目西化过程。竹内认为这种盲目性就是日本文化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最终导致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竹内以这一研究思想体系展开学术研究，成绩斐然，被学界称为“竹内鲁迅”。“竹内鲁迅”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

在日本战败后的50年代，《四世同堂》《暴风骤雨》《李家庄的变迁》《虾球传》等反映中国人民抗战和土改等主题的作品相继被译介到日本，这些作品让日本学者和人民理解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民族苦难、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不屈不挠的反抗意志，以及为此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日本学者和民众对侵略战争的反省。

如鹿地亘在翻译《暴风骤雨》时，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觉醒，悟出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必然失败的道理。他在《译者序言》里说：“军部和财阀之流的所谓‘王道乐土’的阴影，事实上就像即将坍塌的一堆沙土，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更谈不上什么百年大计!”他进而警告说：“今天必须明白，当日本重建时，一定不能走老路。沙滩上不能建筑楼房。我们同亚洲各民族，尤其是我们休戚相关的中国人民的关系，必须打下毫不动摇的坚固的基础。”可见，日本学界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受上，往往能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反躬自省地思考日本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70年代，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两国的文学交流迎来新契机。改革开放后，日本希望通过文学这个窗口全面、细腻地了解巨变中的中国社会，由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活动再次出现热潮。据对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中国当代小说日译单行本的统计，1970年—1979年有4部，1980年—1989年有85部，1990年—1999年有205部，而到了2000年—2012年则为296部。可以看出，1980年后，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日译数量迅猛增长。

进入21世纪，日本译介我国当代文学作品继续保持增长势头。被译介的中国作家人生阅历迥异，观察生活的视角千差万别，故而写作手法各不相同，作品的题材和形式也丰富多彩。如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蛙》、阎连科的荒诞现实主义小说《受活》、残雪的“新实验小说”《暗夜》、刘欣慈的科幻小说《三体》等作品在日本广受欢迎。特别是今年一度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的残雪，其作品受到了日本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广泛认可。通过阅读，很多读者对中国文学有了新的认识。不仅如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趋于多元化。一直以来，日本的中国学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以资料考据见长。这种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但有时难免坠入烦琐考证的泥坑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新一代青年学者开始采用语言学、结构主义等西方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思辨性评析。比如，石川忠司的《鲁迅小论》就从“言文一致”这一角度，从个人、阶级、民族国家和人类等多个层面，剖析了鲁迅极具深意的现代意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中国学者以及华裔学者的参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的接受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田原在以介绍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艺术为宗旨的综合性文艺杂志《火锅子》上开设“华语文学人物”专栏，译介了莫言等数十位作家的短篇小说及评论文章。显然，这样的译介活动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的接受。

综上所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的接受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日本学界译介、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时现实考量较重，且学理性较强。尽管中国古典文学依然在日本中国学界占据着更大的比重，但我们不能因此轻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中国学界的位置。实际上，对于日本学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和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包括欧美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一直是高度重视的。新加坡的王润华教授指出：“欧美学者认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而不参考日本有关方面的研究成果，那是不完整的研究。”“日本已成为中国以外最适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国家。”这并非虚言。日本作为一个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特殊关系的邻国，其译介和接受情况，已经引起我国相关专家的关注，相信我国学者会比其他国家的同行取得更多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