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10个省“叫停”家长批改作业 一票否决并不可取教育协同值得关注
前不久，江苏一家长称老师要求家长批改作业、辅导功课，使得自己承担了老师应负的责任和工作，大呼“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引发社会热议。
11月10日，辽宁省教育厅在其官网公布《辽宁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管理“十要求”》，其中明确指出，教师必须亲自批改作业，严禁家长、学生代劳。对于不按时亲自批改作业的教师，一律取消职务晋级、评先评优资格，学校校长取消评先评优资格。
据了解，其实从2018年至今，已有辽宁、浙江、海南、河北、广东、山东、贵州等10多个省份的教育部门出台相关文件“叫停”家长批改学生作业的做法，有的地方还明确定期开展作业督查，甚至将作业管理纳入绩效考核。
家长直言招架不住
教师吐槽任务太多
有不少家长对批改作业有怨言，一位初二学生家长李丽(化名)说：“现在老师布置作业后基本都要求家长批改，老师就应该做好本职工作，把作业批改的工作交给家长，那还需要老师干嘛?而且批改作业对于像我这样初中毕业的家长来说太难了，英语和数学作业我都看不懂，一会是网上作业，一会是家庭作业，真的招架不住。”
也有老师委屈地说道：“老师的任务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轻松，家长把老师当保姆，学校把老师当杂工。除了基础的教学工作外，还有一堆会议、培训、报告、检查，精力严重分散。”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程平源对家长批改作业这一现象做了分析：家长批改作业使家长承担了学校的工作量，也承担了学校的职能。这种现象背后是教育制度、目前的社会结构等更深层次的原因。
程平源说：“教育私有化以后，教育向市场开放，导致竞争急剧增加，为此家长需要通过辅导班的形式来提升孩子的成绩。这种情况下，教育成了非教育，变成一种经济活动，追求分数如同工人追逐产量一般。此时就形成了连锁反应，即家长在里面拼、孩子在里面拼、学校老师也被鞭子赶着跑。老师有校长考核、校长有教育局考核。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在程平源看来，老师掌握主动权，其个人基本没有办法完成庞大的工作量，家长又积极配合，比如在以分数为目标的辅导班上，家长与老师配合。有些家长还会更加消极地迎合，如送礼等。家长与老师之间产生了一种和谐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不是老师主动把任务交给家长，而是家长主动接受老师委派的任务并且以此为荣，此时家长和老师就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
教书育人才是核心
家校配合至关重要
在谈到家长批改作业是否存在弊端时，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说：“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现在父母也有帮助教育孩子的义务，孩子的教育不能只是学校和老师的责任。一方面要看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否超纲。家长有教育孩子的义务，但要看教育义务的范畴。家长要让孩子养成按时做作业的习惯。从孩子的成长来说，家长起码要检查一遍是否有因疏忽大意而出错的题。老师如果让家长把所有作业都改对，这是一个高要求，但如果老师让孩子把会做的题都做对，那么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其实也有不少家长表示理解，他们认为，教师的一项工作是认真批改学生作业，及时给予学生正确的反馈和评价，同时也为自己的教学工作提供反馈信息，可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更好地促进师生共同进步，也可以为家长提供学生最近的状况。家长也不能不管不问，要配合教师监督孩子准时认真地完成作业。
姚金菊说，现在不应区分批改作业是家长的责任还是老师的责任，家长和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育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应该多一些宽容，教育行政部门多一些引导和协调。
部分家长反映，老师总会布置一些形式化或超出学生能力的作业，学生根本不可能独立完成。
家长郝静(化名)说：“我的孩子上幼儿园，老师布置的手工作业、拍摄短视频作业等，都要家长参与完成，还会制作‘宝贝小档案’，我经常帮助孩子做完作业后再写自己的工作报告，常常忙到凌晨三四点。”
姚金菊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老师在布置作业时不要揠苗助长，要考虑到学生的可完成程度，最好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级引导。虽然义务教育说的是一视同仁，但孩子的发展确实各有差异，是否有可能在布置作业时进行分级。义务教育讲究公平，但对于学生来说质量才是最大的公平。人在一些方面各有所长，所以我们要因材施教，因才布置作业，这就对老师的学识和管理提出了能力要求。”
“除此之外，老师也要更多地了解家长的情况，家长有没有能力批改作业。有的家长愿意辅导且有能力，有的家长有能力没意愿，有的家长有意愿没能力。家委会和教育行政部门等要帮助老师规避风险，引导家校互相理解。”姚金菊对《法治日报》记者说。
一票否决并不可取
教育协同值得关注
对于部分省份“叫停”家长批改作业的举措，姚金菊认为，这是部分省份要给家长减负，但家长确定这个减负就是完全不管孩子的教育，而是让学校承担全部责任吗?这其实是一个需要家校配合的过程。
“教育部门有责任将这种关系引导居中，而不是有问题的时候教育行政部门马上对付老师，这是不对的。如果教育部门想要回应家长，那么首先应该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如果确实有一些孩子根本完不成的作业，那也是有问题的，老师布置作业的量和难度如何把握，也是一种挑战。不仅要加强对老师的指导，也要加强对家长的引导，这样才是最好的。‘一刀切’的做法对老师也有些许不公平。”姚金菊说。
程平源对在复杂机制起作用的情况下通过一个文件的形式是否能够有效改善现状表示质疑。他认为，如今各种各样的文件越来越多，会加剧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师生之间、家校之间的矛盾。冲突下的矛盾上交给权力部门，比如教育部门。上级采取的措施很简单粗暴，即下文件的形式。如果文件没有研究矛盾产生的更深层次原因，则又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在程平源看来，“一刀切”的做法会导致更多矛盾出现，“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对学生减负也就是加负，一减负就立刻导致加负，出现行政力反的作用。通过文件形式只能起到短期整治威慑作用，但这个威慑作用没有考虑到教育制度和社会结构”。
程平源认为，目前这些举措不是用法律的形式，而是用政策文件的形式，即仲裁一个矛盾由行政权力来仲裁。如果用法律来仲裁或者用舆论来仲裁抑或大家相互竞争最终产生一种平衡机制，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用权力部门来仲裁一个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从科学的规律来讲是不太可能做得到的。
“家长和学校的关系也是由他们两者之间形成的，而不是由其他权力结构决定的，可以通过社会机制，通过监督形式甚至法律形式加以解决。”程平源说。
那么应该如何改变现状?程平源认为，从根本上来讲，目前的教育问题还是以分数为核心、以分数为目标这样一种单一的评价体制导致的。评价一个学生，最终是以单一的分数来评价。这种时候，每个家长、每个学生都在追求分数，现在还通过大数据的方式来考核教师的月考、周考等，每个人在这种体系下都很有压力。
程平源建议，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问题，就要回到教育本身的规律。教育的规律要求对学生进行多元评价。一个学生如果不是数学家的种子，那么即使拼命学数学也可能学不好。现代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发展每个人的潜能，发挥每个人的才能。每个人都不同，需要选择性地学习，要扬长避短，但我们现在是取长补短，并且不是由教育专家评价，而是由教育局行政部门评价。
“一个学生是否优秀只有老师的眼睛才能看得出来，分数是看不出来的。学科分数与能力是分离的。比如，一个人语文成绩再好，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家;一个人语文成绩不一定很好，但是他大量阅读，腹有诗书，这样的人也许能成才。现在的淘汰机制，把人的天分、才能都淘汰掉了。”程平源说。
姚金菊提出，教育协同问题需要有人关注，比如让孩子两点多放学但是家长这时还没下班，怎么办?教育不能就事论事，社会出现一个热点问题，我们马上进行回应，如何协同才是最重要的。
姚金菊认为，如果教师真的违反了师德师风，上课不讲，下课讲，以此来营利，这是不正确的。但家长批改作业被叫停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布置作业、布置多少作业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减负，减了孩子上学的负，增加了孩子上课外班的负，这种结果是谁导致的?并且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也会打压教师的积极性。(本报记者 韩丹东实习生 苏欣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