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老夫子”：抄袭的《老夫子》?到底谁才是真的老夫子？

在今天广为人知的“老夫子”，是香港漫画家王家禧所创作的漫画《老夫子》中的角色，相信大家并不陌生。《老夫子》漫画，风靡华人世界近半个世纪，还曾多次被拍成电视、电影、动画片、舞台剧，连香港政府禁毒宣传、卫生总署宣传都曾用“老夫子”来做主角。一部华人漫画风行五十年，可算文化奇迹，但不为人知的是，“老夫子”这一漫画形象却涉嫌抄袭公案多年。早在2001年，“老夫子”就被指最早诞生于解放前的天津，作者名叫朋弟(原名冯棣)。这些年来，虽然京津两地文化界陆续做过一系列“为朋弟不平”的活动，但依然不能扭转“朋弟种树、王家禧摘果”的事实。王家禧父子方面却一直对这一质疑采取躲闪回避的态度。

近日微信公众号“那一座城”发表文章，图文并茂的简述了老夫子公案的始末。

原文如下：

看了这么多年的《老夫子》竟然是抄袭的

1931年夏天，四川成都的一个帅小伙，从上海的艺术学校毕业后，成为了一个“北漂”，他叫冯棣。

在北京天津画坛闯荡了几年后，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化名“朋弟”。

他创作出一个穿着半截坎肩，一袭短袍，带瓜皮小帽的漫画人物，并给这个人物取名为：老夫子。

老夫子是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遗老遗少性质的平民形象，新旧事物在其身上产生着强烈的冲突。朋弟正是通过这一人物的复杂性，折射出社会的斑斓与荒诞，并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精神。

朋弟还为“老夫子”创作出一个“朋友”，一个长得圆滚滚，看起来傻乎乎，笨拙但热心的漫画形象：老白薯。

这是朋弟1938年初在天津出版的中英文对照漫画《老白薯》第一集

朋弟的漫画充满了市井色彩，一推出就受到大众的欢迎，就算到了1950年代他彻底弃笔后，在北京、天津的旧书摊上，花上一两角钱，还可以买上一本旧日的《老夫子》，可见当时这本漫画发行量巨大，广受欢迎。

朋弟的《老夫子》在1937-1943年流行，1950年代消寂。

1944年，在重庆举办了一场《纪想曲》漫画展，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朋弟的连环漫画《老夫子》、《老白薯》、《阿摩林》等，那是朋弟最风光的时候。

那时候的他，不知道自己在不久后会被打成右派，也不知道自己最终会晚景凄凉，孤寂地死去。

朋弟作品

他当然也不知道，自己创作的《老夫子》漫画，会跟另外一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个人叫王家禧。

王家禧1928年在天津出生，若按当时《老夫子》、《老白薯》的覆盖面和受欢迎程度来看，王家禧可以算是看着这这些漫画长大的。

三四十年代天津老漫画家朋弟作品《老夫子》

长大之后的王家禧和小有名气的朋弟，他们的命运，因为“老夫子”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轨迹。

左边为朋弟版，右边为王家禧版

1962年，移居香港的王家禧，以长子的名字“王泽”为笔名，开始“创作”《老夫子》漫画。王家禧的《老夫子》和朋弟的《老夫子》人物造型和性格设计都基本相同，且“老夫子”的朋友“大番薯”，和朋弟的《老白薯》也有雷同。

左为朋弟版，右为王家禧版

三十年代朋弟的《老夫子》(上)与1965年(香港)“王泽”的《老夫子》(下)

1970年代，那是王家禧的《老夫子》最受欢迎的年代。也是朋弟最苦、最惨、最悲哀的年代，有人把香港的《老夫子》漫画带给他看，那时候的他穷困潦倒，卧病在床。看到王家禧的漫画，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1981年朋弟的留影(左)

1983年，“老夫子”电影：《山T老夫子》在香港热闹上映。同年，《老夫子》漫画的原创者朋弟，在病床上孤寂地死去。

《山T老夫子》，是香港漫画《老夫子》系列的动画电影作品之一，于1983年8月4日首度上映，其题材参考了1982年电影《ET外星人》的科幻元素。

之后，《老夫子》一直热度不减。拿不动画笔，移居美国的王家禧，把有关“老夫子”的生意交到了儿子王泽手中。

王泽与父亲王家禧(左)的合影，王泽佩服父亲的极强观察力

“老夫子”的英文翻译是：Old Master Q。这翻译不禁让人联想到鲁迅先生笔下，那个习惯用“精神胜利”法麻痹自己的阿Q。

不知道在那些执笔画画的夜晚，王家禧有没有用那些“不得已”的理由宽慰过自己。又或许，其实他心里，从来没有对抄袭这件事情在意过。

王家禧早年绘画《老夫子》的时候

面对记者有关抄袭的追问，王泽派出了专业的公关公司，给出了足够“专业”的回答：“对于这陈年旧闻，我方不予回应。”

左起：《老夫子》漫画人物秦先生、大番薯、老夫子

其实各种抄袭事件一直屡屡发生，当年小四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庄羽的《圈里圈外》，即使在他面前摆放着判决他抄袭的终审判决书。他的态度还是：是啊，我侵权，我赔钱给你，但我就不道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郭敬明侵犯了庄羽的著作权，应当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但受害人庄羽只收到20万元赔偿金，并未收到任何形式的道歉。

我们反感抄袭，反对剽窃，但我们总能听见粉丝们这样的声音：

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

他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他抄袭了，可他的作品带给我的感动是真的!

你在这里瞎BB，让你抄你都抄不了这么好!

你说的那原创者谁啊，是靠我家某某上位吧，无耻!

……

郭敬明脑残粉反骂被抄作家活该

看到这样的留言，领教到这样的态度，真不知道是该愤怒还是该无奈。我们容忍抄袭，对抄袭者沉默，就是对原创的蔑视，是对原创者的侮辱。

当所有事不关己的人，给剽窃者找到带有温度的借口，原创者的灵感和激情却日渐凋敝。在这个时刻，我只能寄希望于，有一部冷冰冰的法律，能让这些原创者感到慰藉。

历史太健忘，大众也是，我能做的，也只是把这些往事提一提。

漫画家朋弟作品

冯骥才先生1996年曾因机缘巧合，知道了朋弟与王家禧的这段公案，此后他一直搜集证据，不断发表文章，希望为朋弟讨个公道。但是激起的一点小波澜马上又不了了之。

即使王家禧抄袭朋弟的事情曾被披露。但是他的手稿仍在各大拍卖会上被人高价拍下收藏。

王泽送拍的《老夫子》漫画封面彩稿《落雨打伞》和《嬉游》

我们常常安慰自己，时间最终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对待，其实，往往不会!

法律能让无耻的抄袭者赔偿，道德未必有力让他们真诚道歉。

而抄袭的人，哪里还有什么道德和底线。

这段《老夫子》抄袭的公案，不由得让人想起北岛那句著名的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全文完)

其实不光只有京津两地文化界曾为朋弟发声，早在92年就有香港出版人揭发过王家禧抄袭，并引起哗然，这些情况13年早有报道。

1992年，香港出版人彭志铭(现在香港经营“次文化堂” )主编一本名为《漫画读物》的评论杂志，某天他忽然接到北京朋友寄来的资料。资料证明，香港著名漫画《老夫子》抄袭三四十年代天津老漫画家朋弟的作品。“我们一看，不得了，因为真的很多证据。”彭志铭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

彭志铭随后将资料悉数发表，得到的是小王泽的否认：“他还说我们是不对的、说谎的。”彭志铭说自己还看过王家禧给台湾《皇冠》杂志做的访问，追述自己如何创作老夫子的过程，“他每一句都说谎”。

率先在香港揭发抄袭的彭志铭并不认识朋弟，但是他听闻朋弟的晚年生活凄凉：“70年代是王泽最风光的时候，但那也是朋弟最苦、最惨、最悲哀的时候。有人把香港的老夫子漫画带给他看，那时候他已经病了，又没有钱，看到王泽的漫画，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听了感觉很苦。”

彭志铭说，老夫子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香港逐渐式微，随后转战台湾，抄袭之事“20年里都没有人在讲”。13年，因为老夫子诞生50周年的种种纪念活动，《苹果日报》有记者就此事采访彭志铭。彭志铭当然重提抄袭之事：“那个记者很年轻，不知道这些事情，我立刻给他资料，然后在《苹果日报》刊登出来。”

之后彭志铭收到反馈，《苹果日报》的报道让很多年轻的香港漫画人震惊：“研究以前漫画的人知道这件事。但是更新一代的年轻漫画家都是玩游戏机、看外国漫画的，比较少关注这个事情。《苹果日报》登出这件事之后，他们很震惊。因为一直有人说《老夫子》是代表香港漫画的，现在告诉年轻人这是抄袭的、不能代表香港漫画，这没有道德，我们不承认。整个漫画界都感觉很震撼。”

反观内地的一些论坛社区，王家禧版《老夫子》的支持者们依然在为王家禧抄袭的事情进行辩护。

某网友在百度“老夫子”吧的发帖

当然也不乏网友对此进行反驳。

对此小编也想说：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是很喜欢看王家禧版本的《老夫子》的，一直到现在家里还保存有当年的漫画书。在今天回想起来，也恍惚记得小时候曾听闻过“王家禧抄袭”与“老夫子”身份的公案，但是无奈声音太小，在当年并没有翻起什么波浪，也没给年幼的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或者在那时，年幼的我还只是错误的觉得：老夫子就是老夫子，到底是谁画的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且不说在今天，《老夫子》仍旧余温未消，即便是有朝一日，当这个脍炙人口的漫画形象渐渐变得无人问津，我相信每当人们提及“老夫子”，对一个时代、对华人漫画它仍将意义非凡。而当人们惯性的将“老夫子”与王家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朋弟(冯棣)的名字却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去，直至最后这个令无数人喜爱的老顽童的真正创造者的名字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般，被彻底抹消。这决然是极为不公的。

对于“老夫子”身份的公案，相信所有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一个美好的事物，它可以被传承可以被发扬，所有添砖加瓦的贡献者都理所应当获得相应的尊重，但是不应该有任何人的辛劳被掩盖被抹消。尤其是对于那个曾经创造了它的人，更不应该被埋没被彻底遗忘。

朋弟他不像王家禧一样幸运，可以在自己的“老夫子”的陪伴下安度晚年。在世时，朋弟从未为自己发声，而今朋弟已故，逝者安息，也只怕这桩公案从此再无定论。

但是至少，让我们不要忘了朋弟(冯棣)这个名字，这个老夫子最初的创作者的名字。

最后于尾页附上冯骥才先生于1999年关于“老夫子”公案所写的文章：

作者：冯骥才

1996年我从埃及回国途径新加坡的时候，在书摊上到处可以看到一种名为《老夫子》的漫画图册，经友人介绍才知道“老夫子”已经享誉四海。但是，这个“老夫子”已经不是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天津漫画家朋弟的手笔，作者名叫王泽!我曾看过天津老漫画家黄廉的文章，指责这位自60年代起在香港发表了大量关于“老夫子”的漫画故事的王泽，有剽窃朋弟之嫌，并且在香港《漫画读物》上用文字来表达心中的愤愤不平。王泽生后在天津，原名王家植，50年代在文化宫做美术干部，60年代到香港，开始在报端发表题为“老夫子”的漫画故事。后来我翻看了王泽的《老夫子》，可以断定，在人物造型与性格设计上， 王泽确实搬用了朋弟的“老夫子”、“老白薯”等所独创的漫画人物。何况连名字“老夫子”也是人家朋弟的!

三四十年代，由于现代都市的发展，大众文艺进入读图时代，对于都市紧张生活具有调节功能的幽默漫画应运而生。在当时家喻户晓的便是叶浅予的《王先生和小陈》、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和朋弟的《老夫子》、《老白薯》、《阿摩林》等。朋弟原名冯棣，1931年毕业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艺术创作主要活跃在京津一带，作品更多发表在《新天津画报》、《庸报》、《益世报》、《银线画报》、《三六九画报》、《一四七画报》等报刊上。他笔下的老夫子创造了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遗老少性质的平民形象，新旧事物与观念在其身上强烈地冲突着。而且这个人物既天真又迂腐，既憨厚又狡狯，既有正义感又喜爱弄些小聪明，通过这一复杂人物多棱镜般地折射了社会的斑谰与荒诞，对于现实生活不无批判精神;特别是由于这种小人物常常处于尴尬与无奈，而分外惹来读者的亲切，及至同情;因此老夫子在那个时代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漫画人物，而且由于朋弟身处社会底层，漫画具有很强的市井色彩，自然就与都市的大众生活溶混在一起。及至50年代在北京琉璃厂和天津天祥商场的旧书铺花上一两角钱仍然可以买到一本旧日的《老夫子》，可见当时发行量之巨，流行影响之广。如今京津一带50岁以上的人脑子里大都印有老夫子那个笑话百出的形象。但是在50年代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改变，不入时的老夫子形象便渐渐从社会生活淡出，作者朋弟本人也黯然下去，1957年初社会思想松动的那一阵子，朋弟兴致忽高。画了一幅《白薯出土》，刊在《北京日报》上。漫画家李滨声还写了一篇短文《介绍老白薯》，为他鼓掌鼓励。说“我祝贺年已知命的漫画家重新提笔作画，并希望今后‘老白薯’经常出现在漫画的花坛上”。但紧跟着的“反右”，把他俩一人一棍打翻在地。从此，朋弟再不敢轻举妄动，真的消隐得无影无踪了。这昔时的文化便成为一种被妄却的历史。然而这时，香港却冒出了一个老夫子，还有老白薯。在这里，虽然将老夫子后脑壳的发辫去掉，大腿加长了一些，还把老白薯的上衣换了一件，名字也改了一个字(把“老白薯”改称“老蕃薯”)，但基本的形象和性格特征却与朋弟笔下的人物全然一样，这就是王泽之所为了。这种笨拙的剽窃术，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愚蠢行为。但由于当时香港和内地隔绝，信息不通，便使得他瞒天过海，并家喻户晓起来。

前年，我在大树画馆接待了一位来自海外的画家，他自称王泽。这位王泽先生说他曾在天津生活近30年，对津门感情尤深。谈话中才知道他居然就是海外《老夫子》的作者王泽。我当即问他“您认不认识朋弟?”他说：“认识认识，很熟。”就此一句，随即便回避了这个问题。当时，我想到了黄冠廉先生那篇文章，并想起王泽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一直讳言于朋弟二字，这了避免客人难堪，我也跳开了关于老夫子的话题。

其实依我看，王泽先生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谈到朋弟。搬用和套用自古有之;话说明白，万事皆无。王泽生于1926年，朋弟生于1907年，当年朋弟大红在紫之时，王泽正是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的美术青年，由钦佩到模仿，直到搬用，并非不可思议。此外，王泽先生的老夫子虽然源自朋弟的老夫子，其中也有某些他自己的再创造。因为王泽的老夫子已是当代老夫子，与朋弟的老夫子相隔半个世纪。时代不同，生活不同，艺术的取材也不同。因此画中的社会批判性少了，生活幽默成分多了;原先那个使生活现实频频出丑的人物，如今已变成纯粹“解人颐”的笑料;内容上还增添很多现代生活的情趣与细节。在艺术上，朋弟的老夫子皆为早期漫画的四联形式，四联漫画的结构如同古代的绝句诗，结构方式都是起、承、转、合;而王泽的老夫子多用六联方式，增加了情节过程，可能受到了，迪斯尼卡通画和欧美现代漫画的影响，而且，作品中也有他自己一些漫画发现。但是，老夫子的人物原型—无论是形象造天时还是性格设计(包括性格因素和心理特征)，毕竟全是朋弟的创意。别忘了，连“老夫子”的“大名”也是人家朋弟的呢!而且，将王泽的“老夫子”和朋弟的“老夫子”比较一下，无论是人物的动作，神态，表情，还是形象细节，都毫无两样，一目了然。但在其生动性与审美价值方面，王泽比起朋弟还差着一个不小的距离。若比一比线条的功力，王泽在山下，人家朋弟却高高地站在山上。这也是原创者与模仿者的最真实的区别了。故而应该说，倘若没有朋弟，决不会有王泽的老夫子。但确认了朋弟的原创，并不因此就掩盖王泽也有一定的才能，相反，把老夫子的生命延续到当代，倒有王泽的“功绩”。让我们感慨万端的倒是，晚年的朋弟甚是凄凉，他死于1983年。据黄冠廉说朋弟去世之前，曾偶然见过王泽模仿的《老夫子》，但他表情淡然，默不作声，心中的苦涩却可想而知;他一生画了1200幅漫画，到头来，手中的艺术被多年的“革命风暴”扫荡得空空如也，毕生创造的人物又被人全盘端去。想一想他最终的人生境况，真如一片冰天雪地!而如今出版的《中国漫画史》居然没有朋弟的名字;几种怀旧式的《老漫画》，也全然不见“老白薯”和“老夫子”的影子。漫画界何故又对朋弟如此苛刻?可是，王泽的“老夫子”却红遍四海，被人戴上“漫画大师”的桂冠，并真的达到了“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老夫子漫画”，进而王泽在台北还成立了会员制的“老夫子俱乐部”，拍摄电视电影，利用商业手段来运作，甚至已经企业化了。那么，曾经生活和工作在北京或天津的王泽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个什么机会纪念对他有过大恩大德的老乡朋弟呢?也好对历史、对乡亲、对漫画史有一个叫人心服口服的交待。其实即使不交待，历史也不会弄错;糊涂的往往是现实，清楚的必定是历史。而对于如今的京津文化界来说，我们倒是应该记住朋弟这位曾经给过一代人开怀欢笑、才华非凡的艺术，尤其是美术界更应做朋弟艺术之研究，使其在中国漫画史上占有理所当然的一席之地—即让历史记住他!

历史是健忘的。如果它还没有记起，我们有责任提醒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