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遇上新基建 催生智慧城市新变化将加速到来

新基建的提出，是对智慧城市更具体化、更明确、更项目化的读解。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近年来数字政府的建设情况经历了一次全方位、多层次的“大考”，而线上应用场景的日益丰富，也越发考验着数字政府的治理水平。

十天建设完成的火神山医院，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基建力量。同样，依托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基建，健康码、防疫地图这些“新物种”也展现出强大的“数字抗疫”能量。

后疫情时代，该如何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新基建给出了方向。近期中央层面就新基建等话题频频发声，向各界释放了明确信号：一场以新基建为技术底座的新一轮、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已经拉开帷幕。

一次全民移动政务数字化体验

移动端政务服务作为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用户触达方式，成为了疫情之下防控战线建立的最佳手段。

例如，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各地政府依托微信等平台紧急上线疫情防控小程序，为老百姓提供疫情相关服务。

数据显示，1月疫情暴发以来，腾讯共助力上线了6个部委级疫情微应急平台、21个省级疫情微应急平台和73个市级疫情微应急平台;疫情初期，共有7个城市上线口罩预约服务，为群众缓解物资紧张的难题。

同时，在腾讯等互联网公司的助力下，健康码也成为疫情期间人手必备的“出行神器”。

腾讯防疫健康码从初步构思到落地深圳只用了不到10天，随后，云南、贵州、广州、上海、天津、重庆、武汉等超过400个城市推进健康码上线。

最初，健康码主要功能是通过民众自查上报，帮政府了解疫情形势。随着复工复产实际需要的变化，健康码不断融合社会化服务等功能，在方便民众复工出行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相关部门的社会管理效率。

这些数字化工具以及数字政务应用场景的背后，是近几年数字化信息发展以及数字政府的建设与积累。

在《瞭望东方周刊》、瞭望智库日前举办的“新基建：数字政府与现代化治理”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郭仁忠提到，正是近几年来数字政府建设、数字经济发展打下的基础，保障了疫情期间信息流和物流的通畅，支撑了疫情的溯源、跟踪、观测、救援，保证了在线学习、工作与娱乐的顺利进行。

后疫情时代，健康码可能不再被频繁使用，但民众被数字化政务服务平台、各类数字化智能应用场景激发的需求会延续下去，一定程度上倒逼数字政府及智慧城市建设。

推进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

如何有效整合数据，如何基于数据驱动实现政府的业务协同，如何推进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是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传统治理模式中部门分割、条块分割，难以实现跨部门、跨行业、跨组织的业务协同治理，而这恰恰是新基建背景下，5G、AI、大数据等技术转变政府治理模式的方向。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认为，在大数据时代，政府要有数据思维，让数据作为一种要素进入市场。而健康码的背后，正是城市管理的各类数据的互通互联，为各部门、机构提供了决策依据。

比如，在判断健康状况是否异常时，部分数据是个人自主上报，也有一部分是政府提供，包括卫健、民政、市场监管、医院、社区、运营商，还有高铁、高速、航空等等，在所有数据共治共享之下，才能精准判断这个人有无异常或是密切接触者。

通过这次防疫，在未来的数据产业上，政府数据平台的构建、数据治理、以及数据服务方面会呈现爆发式的增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孟庆国提到，数字政府建设的要义，是建立在政务数据整合与共享基础上的数字化转型，以支撑实现业务协同和整体政府的模式。这种模式需要构建新一代政务数据治理体系，以对原有的政务系统、数据、业务进行深层次整合，也需要有一套推进政府数据治理的组织架构和工作体系，以此来推进和规范这一轮的数字政府建设工作。

腾讯云副总裁罗朝亮建议，政府出台数据共享责任清单和配套机制，将更多直接关系企业群众办事、应用频次高的数据纳入共享范围，更好满足各地区各部门普遍性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的数据共享需求。

针对数据安全问题，郭仁忠则认为，数据开放与数据安全并不是矛盾的关系，因为安全隐私问题并不是在数据使用之后才出现的。就好比菜刀是可以伤人的，但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不使用菜刀。要解决数据安全问题，需要相关法律的健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也建议，首先，立法层面，要建立数据开放的新规则，同国际社会接轨。同时，当前在数据挖掘、数据部门治理层面依然缺乏顶层设计，新基建需要新的数字治理机制。以产权制度推动数据的利用，是市场配置资源要素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建立数据产权的交易制度。此外，还要建立新的数据安全体系。

新基建与政府数字化治理“弹性”

后疫情时代，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项工作将长期并存，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或将涌现出新问题和新需求。这一趋势下，政府需要通过整体联动的协同形态，提升政府数字化治理“弹性”，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新危机。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应急管理学院院长、二级教授蔡立辉提到，当今政府治理面临两大转变，其中涉及跨部门、跨行业、跨组织的业务协同、资源共享、流程优化，而这些需要依靠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5G等现代科学技术提供技术支撑。

下一步该如何做?新基建正是国家给出的方向。

首先，新基建进一步推进智慧城市、数字政府的发展。新基建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以及创新基础设施，它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数字底座。假如政府数字化建设分三层，上面是提供入口，中间是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下面是新基建作为支撑。新基建这个基础的“夯实”，能让整个城市数字化体系更完善。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汪伟全认为，新时代蕴含着社会治理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需要互联网新技术提供新手段、新能力。新基建的落脚点是基础设施，有利于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首席科学家万碧玉也提到，智慧城市与新基建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智慧城市从基础设施智能化等层面为新基建做了铺垫，在新基建相关的应用场景上也已有所实践;新基建的提出，是对智慧城市更具体化、更明确、更项目化的读解，新基建所包含的大部分领域最终建设完成后，都能够助力智慧城市的大规模实现。

同时，政府在新基建的基础之上，能够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创新基建让政府不断探索未知领域，不断提升对弹性治理的认知;融合基建让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提升危机下各种物质要素流转效能;信息基础设施具有跨区域和跨领域的特性，能为危机关联领域注入网络、技术和算力资源，提升其危机应对能力。

罗朝亮表示，数字经济时代依赖于通讯技术的发展，也依赖于新基建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快速建立。上面是数字空间快速的形成，最终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快速融合，融合过程里我们需要技术手段把它串联起来，不能让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脱节。

总体而言，建设数字政府与智慧城市不是一日之功，无论是政策端的顶层设计，还是企业端的创新实践，都离不开新基建的大力发展。伴随着中央层面不断释放明确信号，全国十多个省份目前已经累计敲定数十万亿新基建投资规划。相信在庞大的资金加持和政策利好之下，智慧城市将加速到来。(文丨李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