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者、学者、社区工作者共论广场舞“四种力量”

11月30日，在“健康中国·舞动文明——2021首届中国广场舞发展论坛”上，与会专家围绕“空间的力量”、“健康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四个分论坛主题展开讨论。

广场舞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市民文化活动。这些年来亦受到大家的喜爱。不过，与此同时，由于广场舞对公共空间的占用，以及可能对其他人产生的干扰，也让广场舞一定程度上受到“污名化”。

在另一层面上，广场舞有利于舞者的身心健康，能够促进社区和谐关系的构建，对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交流等都呈现出相应的价值。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促进广场舞的发展，让其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与价值，避免对城市公共秩序产生干扰，从而营造出一个健康向上的广场文化活动环境。就此，相关嘉宾进行了讨论。

空间的力量

广场舞排练场地紧张受关注

人们在跳广场舞的过程中，可能会与其他的公共室外活动抢占空间。对此，海淀区舞协北下关分会主席、北下关齐舞飞扬舞蹈团团长张娟表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对场地占用的体会特别深。

北下关街道对中老年的文化娱乐活动非常重视，现有舞蹈团40多支，参与的人数上千，所以舞蹈排练场地非常紧张。街道整合资源，成立了一个舞蹈团，提供了专用的排练场地，解决了场地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从广场舞的发展来看，存在空间资源怎么样优化配置的问题。其实，包括广场舞和其他一些体育活动，也存在与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资源争夺问题。有一些可能还会激化，甚至影响到邻里关系和社区和谐。

北京舞蹈学院考级院副院长、教授安歌昕表示，现在，新兴社区一般都建了舞蹈教室，提出了“舞蹈+艺术+健康”的建设理念。社区舞蹈及社区建设，不仅仅服务了特定人群，实际上为广大居民营造了更好的居家环境。

马亮表示，城市公共空间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地理意义的，另一个是时间意义上的。同样一块空间，可能在一个时段有多人争抢，但在另外的时段则完全没有人使用。所以怎样让这些公共空间能得到合理共享、共用就变得非常关键。

共享概念应融入广场舞发展

关于社区广场舞场地的问题，马亮表示，公共空间使用权需要协商，很多社区都有居民议事厅，一些公共问题应该坐下来协商，最后形成一个共识，大家遵守和执行。这个时候，社区干部、街道办应进行一些指导，物业公司则应配合。可以把公共空间进行一定配置、分配，大家都来遵守，久而久之就形成社区的文化，可以相对和谐地共用一些空间。

马亮表示，在社区公共空间配置方面，存在着分配不均问题。一些社区资源非常丰富，一些社区则捉襟见肘，可借鉴共享经济的理念，把闲置的物品、闲置的时间释放出来，大家共享。

共享的概念应该融入到广场舞的发展中，马亮建议，是否可以打造一个公共文化体育空间共享平台，所有的空间什么时段没有人使用，适合什么样的舞种，什么样的人群适应，申请使用者可以预约，这样或许可以比较好地解决或缓解场地问题。

社区学院建设有助于广场舞发展

安歌昕表示，随着社区的发展，各地的社区学院也在不断建设，这种社区学院的建立会为辖区居民提供舞蹈的师资力量，以及对教室使用提供指导，以满足居民的学习需求，

安歌昕认为，社区学院可以成为居民门口的大学堂，这个社区学院的建设对社区舞蹈的推进有非常大的帮助。比如，前一段时间有的社区对舞蹈团的骨干教师、骨干领队进行培训，对他们进行提升，让这些领队接受先进的学习理念，提升学习方法等。

作为舞蹈老师，安歌昕建议，一，相关部门可以对社区舞蹈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引领，避免出现不健康内容。二，社区的舞蹈指导员是社区舞蹈普及的带头人。在遴选指导员的过程中，不但考查舞蹈专业知识，同时在协作能力、亲和力上也要有一定的要求。可以建立一个指导员的成长机制，可以让指导员定期在社区之间交流，这样有助于提升指导员的素质，更好带领社区舞蹈发展。

另外，建议专业机构和院校参与到社区舞蹈建设中。

健康的力量

广场舞热潮走向全国

中国文化馆协会广场舞蹈委员会艺术顾问、舞动北京创始人阮兰玉介绍了广场舞的发展。阮兰玉介绍，2000年，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精神文明素质，倡导健康、文明、向上的生活方式，北京市文化局群众艺术馆组织专家讨论后，推出了8个新秧歌。

这些新秧歌从音乐的选择、运用到舞蹈的编排，都赋予新鲜、健康的内容。比如，健康时尚的拍打秧歌，拍打各个穴位，可以作为广播操、广场舞进行推广。这些新秧歌经过中央电视台节目推向全国，在全国掀起了广场舞热潮。

北京天桥红舞鞋艺术团创建人、团长龙会萍表示，虽然自己是一个残疾人，但因为广场舞不仅能让参与者获得身体上的锻炼，同时能与更多人沟通，排解日常生活中的孤独寂寞。

阮兰玉介绍，2003年，由200多人组成的秧歌队走进人民大会堂演出。参加的人都非常高兴，认为在大会堂里扭秧歌，展现出他们的审美自信、文化自信，因此，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感和获得感。

不仅如此，在2003年开始的中法文化年，这些北京新秧歌还扭到法国香榭丽舍大街，在国际友人面前展示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风采。

广场舞分类有利于全民推广

广场舞在过去一二十年来快速发展。作为健身团队中的一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导王正珍很关注广场舞。

王正珍表示，广场舞在健身方面有这几方面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心肺耐力的提升上。心肺耐力高的人，各种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会明显下降。同时，还能促进体质健康，增加肌肉、减少脂肪，减少动脉粥样硬化风险。除了身体健康外，王正珍认为，经常跳广场舞的人，同样对心理健康有助力，因此也能让老年痴呆较晚发生。

爱尚健身集团总经理杨亮则表示，人的健康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合理的饮食，二是良好、优质的睡眠，三是科学的运动。这三者合起来，能提高人整个身体的代谢和各个方面的机能和强度。除了跳广场舞之外，杨亮同时建议，可以搭配其他的运动，对健康会更好。比如通过抗阻力训练增强肌肉的耐力和力量，保护关节。

虽然广场舞有利于健康，不过运动量的控制也很关键。王正珍表示，年龄稍大的老年人要保证蛋白质的充足，同时运动时要注意补水，尤其是天气较热时。此外，每周运动要保持适度的量，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人一周的运动时间是在150分钟-300分钟。对于有慢性疾病，比如高血压或糖尿病患者，每次运动时间一定要控制在1小时之内。

阮兰玉认为，在编排各类广场舞时，要考虑不同人群的需求。广场舞并非老年人的专利。在全国各地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的课堂上，都有来自各个民族的舞蹈。同样，坐在办公室的白领阶层，也可以有对应的健康舞蹈。

而王正珍则希望广场舞爱好者可以带动身边的家人、朋友、邻居等参加运动，向他们介绍广场舞的好处和可操作性。王正珍表示，如果每天不运动的人减少10%，国家的医疗负担将可以大幅度下降。

要让年轻人参与其中，杨亮则认为，稳定的场地和时间，好的组织管理方式，以及合适的编排舞蹈，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同时，广场舞的编排要考虑到年轻人上班的因素、参与者对跳舞强度不同的需求等。因此，杨亮建议，广场舞的设计可以有更明确的针对性。

组织的力量

广场舞可利用多处城市空间

论坛期间，北京市朝阳区富成花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恔表示，社区是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一个社区会有很多队伍，占比最大的是文体类队伍，各个社区基本上都有。

王恔表示，在小区有限的公共空间内，各种组织、队伍之间就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摆在社区党委面前的一个治理难题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就只能想其他办法来解决问题。

组建了全国第一个“广场舞研究”团队的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米莉认为，“广场舞大妈”不见得一定要在户外场所进行，其实还有很多空间也可以充分利用起来。比如老年活动中心，或者小区商铺门前的空场地等。

米莉还表示，经过实地调研发现，有些商家其实很乐意把商铺前的空地用起来，因为老人家来跳舞有助于提高商铺人气。

对于广场舞所衍生的各种问题，被称为“研究广场舞第一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勇军表示，有关组织可以通过做工作、家访，甚至其他各种手段，让大妈们更好遵守城市的运转规则，不轻易影响他人的正常生活权利。

黄勇军建议，解决广场舞所衍生的问题，能不能把大爷大妈们往城市周边乃至乡村去引。这几年国家在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探索了“一村一社”的一些具体模式。那么，在把农村的“村”和城市的“社”之间做一个连接，他们探索建立了归与书院，在湖南已经落地。就是通过书院志愿者把生活在城里的大爷大妈们吸引到乡村去。

利用好不同社区组织的“动能”

米莉认为，跳广场舞其实更多是有交友、情绪宣泄和重新建立熟人社会网络的需要。那我们能不能把一些替代性的文化活动放进来，比如安排织毛衣活动，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聊天，交换他们的生产产品，还可以形成紧密的关系。这样我们的社群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建立起来，社会公共文化空间也自然而然产生了。

在安排这些文化活动时，“有一支力量其实可以好好地借用，那就是社会工作者的力量”，米莉介绍，社会工作者一般比较年轻，他们有专业的素养和培训机制，那不妨让他们来给广场舞大妈和其他居民之间做好协调、处理。

王恔介绍，在社区建设和治理过程中，无论是从政府购买服务的角度，还是从社区引入第三方资源角度来看，社会工作者在加强社区治理专业上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王恔表示，实际上，这些民间社团组织的成员们，比如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最后成为小红帽志愿者，也可能参与到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他们这几年在社区动员这块就一直在推进品牌树立工作，通过组织培育、转型以及形成社区文化，最后形成社区品牌。

“我曾经想过退休后，一定要带一支能走出中国，迈向国际的广场舞队伍。作为基层工作者，一定要通过表象去关注社区居民的心理，关注他们更多真实的需求，只要我们努力去做了，不管什么问题、矛盾都不会永久存在”，王恔说。

米莉表示，作为政府基层管理者也好、社区工作者也罢，都需要跳出现有的治理框框来想：我们应该如何调整我们的行为，如何使我们的行为更符合多方利益。“这也提醒我们，要更多地以人为本，真正考虑到广场舞大妈们需求背后的深层次文化和心理诉求，然后对工作做出相应调整。这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精神的力量

广场舞比舞台舞蹈内容更丰富

音乐舞蹈副教授、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唐自力在论坛上表示，广场舞和舞台舞蹈的区别就在于自我和角色之间的关系。广场舞是自我，主要是跳给自己看的，娱乐自己的心情。舞台舞蹈是作为一个演员要完成导演的作品，带着任务去演给观众看。这两个方面，就是角色与自我要分开。

在唐自力看来，广场舞没有更多的要求，只要积极向上、适合运动、心情舒畅就可以了。

北京舞蹈学院教授慕羽在论坛上表示，广场舞民众自发特点特别重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广场舞是最积极的文化沟通方式，就在于原来就是这种民间自发的交流。

慕羽指出，最初使人类社会化的方式正是舞蹈，现在成了锻炼身体和休闲娱乐的方式，并不断丰富生活。在慕羽看来，广场舞不仅可以锻炼锻炼、活动活动，还可以让人感受到在小社会中，从陌生人到熟人，甚至是准亲人的温暖和热烈。

慕羽借用费孝通先生的经典阐释和比喻，不同的广场舞队，形成了以己为中心的一种插叙格局，这就像一个现代型熟人社会缩影，就是像贴着水面丢石头，就形成了同心圆的波纹，一圈一圈波纹的远近可以标识着社会关系的亲疏，越往内就越代表着私人关系的增加。生人变熟人甚至准亲人，这个同心圆的大小与血缘、地缘、业缘各种因素的强弱成正相关。

在北京体育大学教授马鸿韬看来，广场舞一般来讲是由音乐、动作、客体环境构成。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它具有群体性，这种群体性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我们民间的文化，同时它的发展也跟民间的地域文化和百姓自身的投入和喜爱分不开。广场舞的内容跨度不仅仅是反映出我们每一个人个体的家庭、社区、社会以及邻里之间，也是社会的一个安全阀。可以说大家在一起跳广场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一些矛盾。

广场舞沉淀了乡土中国的文化心理

马鸿韬认为，广场舞是极具有原发性的中国特色文化活动，这一点满足了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的生活需求。

慕羽表示，中国广场舞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沉淀了乡土中国的文化心理。近年来，国外也有很多人跳广场舞，这就增加了一些公共意识，这种公共意识的正向发展就是直指人心的民间的跨文化交流。

在慕羽看来，广场舞引发的一些社会矛盾，并不是源于舞蹈本身。广场舞的参与者们也需要帮助，需要解决跳舞的场所、音响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民间、个人、集体形成合力。慕羽认为，国内外都存在广场舞被误解或者广场舞“污名化”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就需要在整个社会潜移默化地滋养出一种对广场舞文化认同的公众意识。

慕羽表示，国外其实也有广场舞，比如美国一个社区性的舞蹈活动，翻译成中文是“舞在落日余晖时”，在中国人看来这可能就是西方人的广场舞，跳的舞其实是拉丁风格的社交舞，配的音乐和舞蹈风格也是非常多样，不是像中国的集体舞。类似广场舞这样的活动在美国需要获得许可证。活动许可证上面有一个音量允许范围。

马鸿韬表示，广场舞竞赛中，要求音乐不能超过55分贝，时间不能晚于21点。在马鸿韬看来，比赛在一定程度上，让大家在健身的同时，还有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这样的交流让更多人在不同的平台得到展示。

新京报记者 柯锐 郑伟彬 肖隆平 查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