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资讯】圆明园考古新发现：明确“田字房”的形制和工程做法

“现在我们所处的地方是位于圆明园西部的澹泊宁静考古发掘现场，通过发掘，我们发现，田字房的台基保存尚好，地上部分已经被烧毁了……”11月4日下午，圆明园里阳光明媚，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中华正在向媒体介绍最新的考古成果。

张中华在介绍澹泊宁静遗址考古发掘的整体情况。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今年9月30日起，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圆明园澹泊宁静遗址进行了第三期考古发掘。此次考古发掘厘清了“田字房”的形制和工程做法，确认了田字房旁边稻田的存在及其规制。

(相关资料图)

台基表面、天井等发现火烧痕迹

资料显示，澹泊宁静殿是圆明园内一处重要的游憩寝宫，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主建筑是座“田”字式大殿，俗称田字房，雍正五年（1727年）时已建成。

乾隆为皇子时曾写下《田字房记》：“皇父万几之暇，燕接亲藩，游豫于此。是地也，西山远带，碧沼前流，每当盛夏，开窗则四面风至，不复知暑。其北则稻田数亩，嘉禾生香蔼闻于室。”

其名“澹泊宁静”出自司马相如《长杨赋》：“人君以澹泊为德”，及诸葛亮《诫子书》：“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2020年开始，考古人员对澹泊宁静遗址进行了三期考古发掘工作，目前已全部揭露出澹泊宁静主体建筑——田字房的基址。“田字房”共33间，各间皆4.48米见方，廊深1.28米。该建筑地面以上部分虽已不存，但基址保存尚好，台基保存高约0.55米。

“田字房虽然是单层建筑，但它的工程做法十分精致。”张中华说。台基面上可见柱顶石、铺地方砖、排水沟，外围可见如意踏跺、卵石散水和道路。

台基由9层夯土夯打而成，夯打致密，并采用“满堂红”做法，基槽底部满布地钉。张中华介绍，经过测量，地钉打入地下的深度为1.8米到3米。“当时的海淀还是一片沼泽地，在历史上水位较高，为防止建筑下沉，就打了地钉。”

基槽底部满布地钉孔，里面的木头早已被取走。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此外，考古人员发现，天井由大小不等的石板铺成，3.8米见方，设置有完善的排水设施，进一步补充了文献记载。

张中华在介绍“田字房”的天井。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3500名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世界名园顷刻化为一片废墟。此次的考古成果也为这段历史进一步提供了实证。

记者在现场看到，台基表面、天井、道路多处经火烧过，地面发红，铺地方砖、石板皲裂。有些方砖表面能够明显看到起了些不规则的“小泡”，出现了严重的硫化现象。“说明1860年的那场大火持续时间长、火势猛烈，把柱子烧塌了，整个屋顶落在地面上，闷着灼烧，形成了这种现象。”张中华说。

“田字房”发掘中可见台基表面、天井、道路多处经火烧过的痕迹。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运用植物考古手段发现水稻植硅石

“33间田字房承担了不同的功能，有的房间用来存放字画，有的房间用来读书，有的房间用来陈设工艺品，但它最重要的作用是，皇帝会在四周的稻田里进行劳作，体验农事的艰辛和丰收的喜悦。”张中华说。

据介绍，此次考古人员在“田字房”以北发掘出比较完整的稻田遗迹，宽度约为12-13米，稻田土厚度约为30厘米，还发现了南北两侧的田埂，北侧田埂依靠自然坡度，南侧田埂可见两次修整痕迹。

“田字房”以北发掘的稻田遗迹，考古人员打了探方格，并根据历史资料推测种植位置。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根据文献记载，康熙在位时开始栽培御稻，康熙、雍正、乾隆三任皇帝对其进行了精心培育，当时他们在圆明园周边种植了大面积水稻，这在清朝皇帝的诗里能够经常见到。”张中华说。

资料显示，御稻米颗粒圆润，晶莹明亮，蒸成米饭香甜细嫩，松软可口，尤宜煮粥，汤汁澄滑，香气四溢。张中华介绍，御稻其实就是最早的京西稻。

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运用植物考古的手段，发现了水稻植硅石。“起初，我们没有发现当时的稻种、稻壳，进行微观观察的时候，发现了水稻植硅石，再一次印证了稻田的存在。”张中华说。

记者看到，现场考古人员正在对稻田两侧土壤进行采样，以便对土壤成分、微结构进行分析。从田间挖出来的两条沟槽可以看到，土壤呈现黑色。

考古人员在皇家稻田遗址取土样。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据介绍，经过三年发掘，目前，考古人员已经发掘出6间田字房，因其在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具体功能有待进一步研究。

从发掘的情况看，遗址表现出浓郁的乡村园林景象，为清代皇家园林建筑研究提供了新材料。稻田遗迹的发掘，对探讨清代的御稻培育、种植和农耕技术具有重要作用。

考古过程中体现了田野考古、古建筑考古、园林考古、植物考古、文献研究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与北京联合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考古专业、古建筑考古专业的田野考古实习相结合，是田野考古课程体系的创新。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工作全程向公众开放考古工地，还通过各种方式及时与社会共享考古成果。“自2015年圆明园考古工地尝试对公众开放以来，我们收到的都是公众的鼓励。我们发现，工地越开放，公众越能表示理解和包容。”张中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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