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姐弟坠亡案：比起翻供，更让人愤怒的是叶诚尘自称有精神疾病

重庆姐弟坠亡案二审庭审结束了，将择期宣判。一定程度上，这是可预料的结果。因为对于案情严重、影响较大的案子，各方在处理上都是十分审慎的。不过从历时13个小时的情况来看，也侧面反映出张波和叶诚尘的“求生欲”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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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一审庭审结束后，已经判决张波和叶诚尘死刑。而之所以会进入二审，就在于张波和叶诚尘“不想死”。一方面，作为被告人上诉是他（她）们的权利；另一方面从张波的三封“忏悔信”就能看得出来，他想活着赎罪。

不过在二审前，姐弟俩的生母陈美霖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张波给她写信应该是有人教他这么做，张波给她写信的笔迹不是张波的。这些质疑到目前为止虽然没有被证实，但是可以推断这很可能跟叶诚尘有关系。

因为就当前案情的进展和定性来讲，张波获死刑应该没改了，即便二审时张波翻供，表示孩子坠楼系意外，不是他摔下去的，但是面对检察官反问“既然你没有杀害孩子，那你为什么要删除聊天记录逃避侦查，为什么要给陈美霖写信忏悔并希望求得原谅”时，张波哑口无言了。

至于叶诚尘，她之所以有求生的可能，就在于她的“不在场”。但是根据该案的《检验报告》显示，公安机关经过对张波、叶诚尘的手机进行检验，从叶诚尘的手机中恢复与张波聊天记录17557条，聊天记录证实叶诚尘以自己和家人不能接受张波有小孩的事实为由，多次催促张波杀死两个小孩。

对此，叶诚尘在二审中表示，那些聊天记录是他（她）们冲动下的商讨，并没想去实施。同时，她表示自己有精神疾病，这些聊天记录是她精神混乱的情况下所发。可这些狡辩之词，也只能算困兽之斗，对于改变判决意义不大，甚至只能让人们更加愤怒，更加认为她毫无悔意。

因为在一审阶段，公诉机关就对叶诚尘的精神病鉴定报告予以答辩并表示否认。此外，叶诚尘的家人在案发后也做了精神病鉴定报告，他（她）们以此证明家族有精神病史。当然指向很明确，就是想借助“精神疾病”这个免死牌捞住叶诚尘的命。

而且更离谱的是，二审期间叶诚尘的辩护人表示警方扣押叶诚尘手机时程序存在问题。叶诚尘是在警方的诱供下作的有罪供述。平心而论，我们能理解辩护人的捞人心切，但是从一审阶段张波和叶诚尘之间的互相甩锅来看，总觉得这种质疑有些扯。所以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不能成立、不予采信”。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对于被判刑的人来讲，希望被轻判是可以理解的，所以翻供也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是上来就自称有精神疾病，这本身比翻供更让人愤怒。因为潜台词里好像在传递“精神病人自带恶魔属性”。

可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精神病人都有攻击性、预谋性、残害性。而且对于这类案件，就算叶诚尘不主动提调精神疾病这茬事，警方和检方也会特别留心的。所以叶诚尘和她的家属越是往精神疾病上引，就越说明只是单纯的“求生”，而对于应该有的忏悔和代价反而不愿意直面。

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并不是认为叶诚尘和她的家属这样做绝对有问题，而是法律程序即便允许这么做，作为加害者也要考量这么做合不合适，否则在铁证面前，会遭受更凶猛的舆论围猎。

另外根据一审判决，可以明确地指出，叶诚尘的“冲动论”站不住脚。因为判决中提到，“多次”以自己和家人不能接受张波有小孩为由，催促张波杀死两名小孩，并在张波犹豫不决的情况下，逼迫张波实施杀人行为，最终促使张波直接实施故意杀人犯罪行为。所以认为叶诚尘与张波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当。

当然这只是判决的综述，支撑判决的证据应该可以细致到俩人的每一句聊天上。而且判决的叙事也其实很严厉，直指俩人突破了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人伦底线，作案动机特别卑劣，主观恶性极深，作案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情节、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所以依法应当严惩。

就算如此，姐弟俩的生母陈美霖也一直不放心，怕张波和叶诚尘逃过死刑。但是不少律师在一审宣判后，就强调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所以接下来其实就是程序问题、时间问题。等熬完这一切，一切就结束了。

可能有人会说，姐弟俩的生母陈美霖被复仇淹没了。是的，她确实太想复仇，甚至可以说只有复仇了，她才能变得稍微释怀一些。正如罗翔在《法治的细节》一书中所言：“对于谋杀这些最恶劣的犯罪，只有剥夺生命才能体现对被害人生命的尊重。同时，也许只有死刑才能让犯罪人真正地认罪悔改。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

因为我们没有资格替代被杀害的被害人宽恕犯罪人，也没有权利要求他（她）们的家属宽恕犯罪人。所以对于讨论死刑该不该或选择废除还是不废除，拿到具体案情上讨论显然是不合适的。换言之，即便展开说，更多也是基于文化谱系、历史谱系、社会谱系去讨论和选择。因为回到不同的法系下，是不能用更好一说去评说的，毕竟法律本身也不是绝对完美的，它只是一种平衡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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