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速递：主编回忆带队赴汶川采访：在悲伤情绪中拔不出来

作者：陈晓守

本文发表于2008年，获得作者授权后发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此后的情绪常常坏到不可收拾。从汶川回到北京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无力让自己摆脱坏心情的左右。单位请了心理医生，却被我们轻蔑地拒绝了，我自大地以为自己仍然有强大的精神内驱力，可以抵抗各种悲观与抑郁。

一

准确说我是从阿雪身上嗅到灾难的味道的，它与房间灭蚊剂的清香正好形成强烈的反差。

担心厨师下班，我向餐厅订了三碗汤圆，等着我的三位同事。这是5月15日，汶川大地震第四天的夜里,他们三人还在德阳辖下的几个受灾县采访。

22时许，两位同事先后回来，在我的房间吃过夜宵，讲述完一天的采访所获，商量是否需要调整报道方向,然后各自回屋整理素材去了。

阿雪回到宾馆大约是深夜0点，进房间时带来一身的怪味，异常浓郁的腐尸的气息。现在想来，仿佛是很遥远的事。

因为要协调18名前方记者的工作，保持与后方编辑部及时的沟通，之前的两天我一直呆在宾馆。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不能说自己真正进入受灾一线，因为我还没有触摸到灾难。更准确地说，我是从阿雪身上嗅到灾难的味道的，它与服务员在房间喷下的灭蚊剂的清香正好形成强烈的反差。

阿雪一脸沉郁，简单回答完我的几个疑问后，说要回房睡了。安静得不同以往。汤圆一直搁在电视柜上，她说吃不下。一个小时后，我的房间门铃在响，阿雪瑟瑟地站在门外，仍然穿着白天出外采访时的红色冲锋衣,昏暗的灯光下,像一团火。

怎么了?我问。她不说话，突然抱着我，哭了。

十分钟后方回过神来。没什么，就是难受，她说。

这位年轻的科学记者，生平第一次接触死亡，而且视野里都是成堆的尸体，她难受得有点不知所措。

二

尽管内部争议极大，在其时其境，我竟然不反对有情绪的报道。

还在北京时编辑部就有明确的分工，老方要带着两名年轻记者去调查地震成因及震区次生灾害，比如地震预警、校舍垮塌、水库危机及堰塞湖避险。他却第一时间径直去了北川，此后我们失去了联系。我是5月16日进北川的，中国移动的通信车刚刚开到，此前的北川县城，手机信号若有若无。

后来他写出来的报道完全颠覆了我对新闻的原有认知:“我伫立在北川县城的中心广场，此时的我心里只有两个念头:第一，这个城市已没有任何重建的必要；第二，我不想写作这篇报道。我失去了继续采写的勇气，这里惨不忍写。我宁可自己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但我终于鼓足勇气开始写作这篇文章。只是现在，我不愿再以记者的身份来表述。请允许我使用第一人称吧——在这里，我已经从一个职业的科学记者，蜕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悲剧目击者:惨景瞬间瓦解了我一贯持有的理性。”

在这篇长达7000多字的观察性报道中，“我”，频繁地跳出来说话，抒发情绪，宣泄愤懑，释放同情心。比如，“我停止了采访，倚靠在一棵还直立着的矮树上，努力让自己平静。五分钟后，同事不合时宜地从北京后方打来电话，让我再一次失态——在同事面前。地方政府要道歉!我也要道歉!采访还得继续。必须调整方向，否则我会崩溃。回到我的本行——寻找科学问题去吧，这样我或许会好受些。”

按照我们语文教课书上的分类，这已然是一篇主观性极强的散文了，但它却真实地传达了记者面对灾难真实的内心世界。我记得在北京后方的执行主编当时问我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时，我说，老方是哭着采访和写作的，完全无法克制情感，一本开放的杂志，应该容得下独特的表达。

它就这样发表了，而且在杂志最重要的位置。尽管内部争议极大，在其时其境，我竟然不反对有情绪的报道。

三

他每天照例往报社传稿，“管球他们发不发”。

5月17日下午4时，北京编辑部来电话，急令我撤出所有在北川县城的记者，说“水库决堤了”，语调紧张。

这之前，每一次轻微的余震，后方都会关切地询问，有无妥善的躲避。初时，我还频繁组织身边的同事下楼避震，如果同事隔得稍远，也会一一挨个打电话通知，注意安全，远离建筑物。后来，接到我电话的前方同事都说，不躲了，爱震震吧。他们似乎开始享受地动山摇带来的浪漫与快感。

这次似乎很严重，同事阿震正好在北川县城，仓促中接通他的电话，语速极快，能听到他在奔跑中粗重的喘息声：“所有的士兵和老百姓都在往外跑，非常的慌乱啊!太恐怖了。照片拍了，拍了。”逃生间隙，一直没停止过工作。

刘青年却一直联系不上，这有点让我着急了。刘青年是我的朋友，在西部某市的一家报社工作，头一天夜里我们才见过，在我所住的德阳的一间旅社，他从什邡县灾难深重的红白镇采访回来。我们喝了点酒，相互诉说伤感。

此前他所在的报社积极响应上级宣传部门的号召，撤回了两名前线记者。两个年轻人含着泪搭上了回家的航班，刘青年不回，说愿自费记录。他每天照例往报社传稿，“管球他们发不发”。

他本来想与我同住的，洗个热水澡，计划第二天清早再去北川。后来听后方的同事说，同城的另一家都市报的记者当天发了一个整版的报道，关于北川灾情。他竟然急了，匆匆吃过面条，没洗澡，独自去了北川。这是17日凌晨0时20分。他说他们不会在那儿呆上一宿的，我会!

我给了他16日当天绵阳市委的通行证、压缩饼干和口罩若干。后来发现，忘了给他手电筒。不知道这一夜,他的状况怎样。

这一天下午，结束与阿震的通话后，北京一位媒体朋友又打来电话，他几乎是在念:“人民网军事在线快讯:北川下午2时55分接到河塞即将决堤的指令，北川所有救灾的官兵和群众正全部撤离，现在已在高处。”

我突然觉得心堵。

十分钟后，刘青年回了短信:“放心，跑出来了，平安!留着房间，晚上回来写稿。”

四

小申终于愤怒了，你为什么这么冷血!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撂了电话。

5月20日中午，忙乱中编辑部又来电话，让我为当周杂志的封面故事写个提要。我坐在从绵阳回成都的车上，脑子混乱，没法提笔。老韩电话进来了，他在宾馆歇息，正好，我说，你写个导读吧。

结果他写成了诗。他在电话里读给我听，念到中途，泣不成声:

“时间在此刻显示了最无情的一面，有很多的生命只要再多出1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离我们而去。守侯在各个废墟边的亲人们，几乎都已将一分钟掰成了好多天甚至一辈子去过，因为错过了一分钟，不仅废墟下的人离我们更远，废墟上的人也会离幸福更远...…”

这已经是震后第8天了，老韩仍然没能恢复正常的情绪，他的采访也陷在一种悲伤的情境里，拨出不来。18位前方记者，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成都的，因为最后一篇报道，他仍写得像诗。不行，我说，我们—定得客观地表达。

小申则是另外一种状态。这次地震报道，于他，像极了战斗。他每天会给我打来无数个电话，不停地报告一路上看到或听到的传闻种种，比如，哪儿哪儿有生命等待救援，夹杂着焦急和不安;比如，哪儿哪儿又在赈灾中有丑恶暴露，满腹忿忿。

感觉到我对他诉说的线索与想法无动于衷，小申终于愤怒了:“你为什么这么冷血!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撂了电话。

再接到他的电话时，我也控制不住情绪了，我吼道:“记者也要有纪律地报道，我要对自己所服务的机构负责，写完这一篇,你爱去哪儿报道什么，我不管!”

后来我向他解释所谓的“有纪律”。我说，这本刊物，有它不同于其他媒体的志趣与选择，你得服膺。这大概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

此后的情绪常常坏到不可收拾。从汶川回到北京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无力让自己摆脱坏心情的左右。单位请了心理医生，却被我们轻蔑地拒绝了，我自大地以为自己仍然有强大的精神内驱力，可以抵抗各种悲观与抑郁。

五

在我的镜头里，阿文仰头向天，狼一样地哀嚎，满脸泪水。

从震区回来，我当时脑子里又全是5月16日那个午后，北川县城废墟下的幼儿园，400多孩子永久地沉睡。我看到，王可依然保持睡姿，胖乎乎的小手伸出岩缝，全部淤清，落满尘土，腕上银色手镯刺目而令人心疼。地震导致的山体滑坡把幼儿园吞珀时,孩子们正在睡梦中。

我和同事阿文在废墟上见证了这样一幕:

孩子已经死了,士兵说。

孩子怎么可能死呢?他还活着!女人已经歇斯底里。

嘶心裂肺的喊叫，一直回荡在废墟上;突然，亲属们齐齐在士兵面前跪下。

花了半个钟头，挪开预制板，当士兵们把王可轻轻地抱出来时，所有人都满脸泪水——五岁孩子的头颅已被预制板压破,薄如婵翼。

年轻的父亲没有哭出声来，他颤抖着用沾满血迹的棉被轻轻包住孩子，然后，与6名士兵一一握手，哽咽致谢。军人们站成一列，齐刷刷地向这个残破的家庭，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肯定是他们一生中最沉重的礼仪。

我侧身哭了。在我的镜头里，阿文仰头向天，狼一样地哀嚎，泪流满面。5月16日16时，北川震后百小时,这一幕我将永生难忘。

六

我原以为灾难都不能把这爷们击垮,没想到偶尔的忽视却有如此强大的杀伤。

那20来天，说是战斗，其实不假。

编辑部让我把“前线指挥所”设在成都，我却前移到了德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每天都接到编辑部的很多建议或者指令，他们大多从电视或者其他媒体上听到与看到，形成自己的判断，往往又相互矛盾，常常令我为难。后来前后方冲突加剧，安排完工作，我便擅自离开“指挥所”，也上了一线。与其说是各方意见难以协调，不如说我全身充满着“发声”的冲动。

可我的工作显然不止这些，除了调控所有前方记者的报道不偏离主题，就新的问题答疑释惑，我还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并试图在恶劣的环境里营造一种温馨的假象，让所有人心灵健康，并有相对愉快的工作。

5月22日晚6点，我从映秀结束采访回成都，电话阿旭，让他通知所有在成都的前线记者聚餐，饭后开会确定下一步的工作。

我回到成都的宾馆是8点，大家吃得正酣，我发现少了阿铮。问阿旭，他拍腿惊呼，居然忘了。在给阿铮电话时，他埋怨道，你们吃饭不叫我已不是第一次了。没有人注意到阿铮的不快，包括我。他匆匆赶到餐厅时,我们已经吃完饭并准备移身茶馆开会了。我说到茶馆吃吧。

会开了两个多小时，茶馆里能提供的食物只有西瓜。安排到阿铮工作的时候，却发现他已经走了。电话里,他的语气已经因生气而显得僵硬了:“我饿!谁在乎过我?”

当同事把阿铮的原话传递给大家的时候，我突然无比难受。我原以为灾难都不能把这些爷们击垮，没想到偶尔的忽视却有如此强大的杀伤。此后几天,阿旭不断代我向阿铮道歉，却已无法弥补情感割裂。

回北京后读到弗洛姆，他说，爱首先不是同某一个人的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态度，性格上的一种倾向。这种态度决定了一个人同整个世界，而不是同爱的唯一“对象”的关系。

诚哉斯言。

七

同事小D起身，用手机把大家睡成一排的情境拍成照片发给主编，附留言:我们依然仰望星空。

四川地震局独自发布成都有7级以上余震预警的那天是5月19日，这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宾馆服务员通知，不要在房间留宿。在北京的执行主编给我打来电话，一定得把所有同事带出宾馆，在大街上睡。我说，他们太累，也不愿意折腾。不行，主编吼道,少一个人我找你负责!

阿旭尽心，帮我一一把同事们劝离，在大街上睡成一排，蔚为壮观。有几位同事太累，大街上睡不着;或有录音需要整理，第二天一早还有高强度的工作,想回宾馆加班。

同事小D起身，用手机把大家睡成一排的情境拍成照片，制成彩信发给北京的主编，附留言:我们依然仰望星空。

“谢谢大家。”主编回复。

稍后，有几人偷偷起身，提着电脑，回宾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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