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删除《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34条之五大原因！

近日，全国人大就五个新修法案征求意见，其中《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最受关注并引发争议。

【资料图】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最受关注引发争议的原因，是因为其三十四条第二、三条款中称，对在公共场所或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的服饰、标志的；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

很多网友和自媒体人纷纷认为，这两条条款的认定，法律概念模糊，立法不够严谨，违法认定不合理，有“口袋罪”的嫌疑。

甚至连清华大学法学院劳东燕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车浩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等多名法学专家都公开持反对意见，建议删除为妥。

对我本人来说，亦是该项条款的坚决反对者之一。理由如下：

一、“有损、伤害民族感情”是一个边界模糊、弹性空间巨大的抽象概念，无法精准定义。

三十四条第二条款中认定，对在公共场所或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的服饰、标志的予以处罚。问题是，如果说穿着日本军服算是“有损、伤害民族感情”的话，那穿着日本和服算“有损、伤害民族感情”吗？如果穿着日本和服也算“有损、伤害民族感情”的话，穿着西服、阿拉伯等舶来品服饰，算不算“有损、伤害民族感情”呢？

特别要强调的是，大连建日本风情街算不算“有损、伤害民族感情”？

二、涉嫌对言论自由的打压。

宪法上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在现实中，因言获罪，因言受处理，因言论被寻衅滋事等事件层不出穷。

特别是对广大自媒体来说，很多作者在撰写一些批评类的文章时，往往会收到一些诸如给境外势力“递刀子”，影响国家形象等评论。

记得前段时间我写了篇《河南7.20洪灾两周年祭：忘记“灾难+人祸”就意味着背叛！》文章，都被帽子叔叔传唤去接受调查，询问我写这篇文章的背后，有没有什么结构在背后支持？

按照这个逻辑，根据现在的条例给我定个“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言论”的罪名，跑都跑不掉啊。

三、由于处罚标准模糊，势必导致行政权力的选择性执法，容易出现滥权现象，从而为腐败的滋生创设新的空间，并且可能激化警民矛盾，给社会稳定带来新的风险。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因为言论，因为信访等问题被“寻衅滋事”或拘留或判刑的案例数不胜数，其原因就是“寻衅滋事”这个口袋罪包罗万象，成为有关单位打压“捣乱者”的工具，更会成为某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耍流氓的工具。

对于看不惯的人，对于看不惯的事，一个“寻衅滋事”就可以将“提出问题的人”解决掉。

三十四条中的这两个条款，与“寻衅滋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样的结果，只会激化警民矛盾，给社会稳定带来新的风险。

之前，无论是民间，律师圈，法律界都一直在呼吁取消“寻衅滋事”这个口袋罪。

我们为什么要在“寻衅滋事”这个口袋罪尚未取消之际，又增加一个新的口袋罪呢？

四、导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泛滥

人们常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具体到三十四条中，由于“有损、伤害民族感情”边界的模糊性，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为公职人员的个人认知所替代，从而演变为对他人开启道德审判甚至发动国家惩罚的工具。

“有损、伤害民族感情”在法律实践中该如何界定、由谁来界定呢？

由一个管理治安的警察叔叔能说了算吗？

这样的结果，必然会造成某些执法者遵循长官意志抓人、定罪的实际后果，会贻害无穷。

法律是调整人行为的，科学立法更要求立法者永远避免就“精神”和“感情”问题做规定。

如果执法人员可以凭个人偏好和观念信条，随意扩张解释和适用法律，那么我们距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就不远了。

五、纸面爱国、实则误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第三十四条出台的初衷，是要引导、约束广大民众爱国，不要做“有损、伤害民族感情”的事，不要说“有损、伤害民族感情”的话。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极有可能成为权力耍流氓的工具，成为权力打压报复无辜群众的工具，演变成一款新的“口袋罪”。

搞口袋罪不仅不会让社会变得更文明、更进步，反而会极大地扩大执法部门的权力，导致冤家错案频发。我们必须吸取要吸取历史上的惨痛教训。

这样的结果，不仅不利于培养群众的爱国情怀，更有可能助长纵容执法者随意执法，同时刺激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最终造成“误国”的后果。

最后，我希望每个看到这篇文章的读者，都能去人大官网发表自己的意见。全国人大既然就此征求公众意见，就说明国家立法者尊重民意。只要公众反对的多，第三十四条就有删改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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