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是怎样变老的?
1980年代初，走出文革的中国，不再将旧时的事物和习俗视为万恶的旧社会残余。在一片怀旧热中，今天人们熟悉的「老北京」，迅速成为一个让人着迷的话题。
从那时起，北京城的每一个区都编撰了自己的历史，推出本区的名牌商业区和旅游名胜。
· 电影《邪不压正》中的老北京布景
几乎所有北京小吃都可以追溯到明清，还总是与宫廷、与皇帝结缘，不是嘉靖尝过就是乾隆喜欢。关于「老北京」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更是不断涌现，并得益于首都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不断向全国投射开去。
不过，这个「老北京」形象其实没有那么远，距今不过一百年左右。
被嫌弃的旧北京
自元大都建都北京，到1911年清朝灭亡，北京作为帝国首都已有七百余年。
皇权塑造了这座城市，南北八公里的中轴线贯穿全城，中轴线的制高点与正中心正落在大内的景山之上，俯瞰城市是皇家的视觉特权。
高大的城墙将所有皇家宫苑严密看护起来，普通居民被彻底隔离在外。在这些消费老北京小吃的平民眼中，紫禁城仅仅代表着几座高墙而已，里面的东西与自己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前门外的平民生活，最近也刚刚遭遇庚子战乱，大量商铺民宅被毁，以致二十多年后周作人在西四牌楼以南看到店铺「丈许高的独木招牌」时，会视之为「义和团以前的老店」而大感神往。
· 天安门前的八国联军
1912年，民国建立，皇城高压下的帝都生活成为新时代精神的厌弃对象。
在民初的舆论中，北京的帝都气息太过浓厚，老旧的城市管理和空间组织的系统不再能够适应现代文明的需要。
在民国的第一年，《大自由报》提出，一个国家的首都需要有三个重要条件：方便的交通;宽阔整洁的道路;辉煌有序的建筑。而北京一个都没有。
当时的北京，交通格局与今天差别极大。不但皇宫门前的广场属于禁地，造成东西长安街不能连通;而且两街各自也仅从皇城墙到东西单，今天地铁才一两站地，再往前都是胡同区，强行走到头也会被城墙挡住——后来的建国门和复兴门，都是1930年代后期日本占领者在城墙上打开的豁口。
· 1901年天安门及其东侧的长安右门
有巨大的皇城坐镇中轴，北京的南北交通自然也不可能通透。行人只能以类似走环路的方式，在各级城墙、城门间来回绕行，而且到了正阳门这样门洞狭窄、最近又新建了火车站的交通枢纽，更是会遭遇令人绝望的拥堵。
民国政治精英们迫切地想把这样的北京变成现代化城市，巴黎、纽约、柏林和伦敦纷纷成为北京的榜样。
1914年，新型市政机构——京都市政公所成立。市政方针在于促进城市的现代化转型，将原来服务于帝王的北京城改造成服务于市民，满足现代民主社会的要求。
一系列的破旧立新，随之开始。
首当其冲的，是北京的城墙。高大巍峨的北京城墙曾是皇权的象征，在清朝，拆城墙多少算个禁忌，只有庚子年间的洋人敢做。但到了文明开化的民国，老旧的城墙自然靠边站了。
1915年，一条环绕北京的铁路修建完成。它连接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和正阳门，于东便门接入京奉线。凡是这项工程所涉及的城门，其附带的瓮城不是被推倒，就是被凿开新门，城门与箭楼之间的连接也因此而被破坏。
在这段铁路工程最重要的前门火车站，市政公所雇用了德国建筑师罗斯格尔(Rothkegel)设计了一个西洋风格的车站，并按欧式风景规划，配上西式装饰性喷泉。于是在颓埤古老的城墙根，赫然出现了一座光鲜的西洋建筑。
在蒸汽机车的滚滚浓烟和隆隆轰鸣中，城墙和门楼迅速丧失了它们往昔的宏大和威严，被一座座扒开。在1930年代，最负盛名的「前三门」——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门——都不复完整。
铁路从外部打开了古老的北京城，城市内部的改造也如火如荼。市政府最为重视的是城内街道。
当时，老北京的街道已经无法正常使用。大车压过的马路，两边凹陷，中间隆起，道路上没有铺设任何覆盖物，松散土路在起风的时候扬尘三尺，在有雨的时候又泥泞不堪。
由于缺乏排污和垃圾回收系统，居民习惯在大街上随处倾倒垃圾粪便，大街上又脏又臭，煤渣和修房留下的碎砖堆积如山，多年积累的垃圾甚至把街道垫得比房基还高。
首都街道的这种状况，自然成了中国落后的象征和爱国人士的心病。
从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成立到1918年底，共新建、拓宽和修整了121条道路。到1949年，沥青、混凝土和碎石路全长达到250多公里，是民国初期的5倍。
今天北京内城区的标志性街道，如长安街、南北池子和南北长街等，多是通过在皇城墙上开墙打洞的方式，在民国前几年里开通的，市民从此得以自由穿行于东西南北城之间。1924年以后，政府又开始分段推倒内城的皇城墙，至日本占领时期完全拆毁。
这些曾经统治着北京交通的高墙，从此迅速湮灭在公共记忆中。1950年有市民投书讨论北京城墙存废问题时，竟用「古时尚有皇城墙一道」，来形容这些消亡不过二十几年的重大地标。
民国初期，市政公所还掀起了一场公园开放运动，旨在构建西方城市中常见的公共空间。昔日京城中的皇家园林、庙宇被大量地整改成为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公园。
· 北京(北平)近代公园一览表。来源：毕文静《民国北京旅行指南研究(1912-1936)》
第一个开放的公园是社稷坛。清帝逊位后，社稷坛本来属于清皇室的私有财产，但清室无力经营，就转交给了政府，先命名为中央公园，十几年后又因为国父停灵而改称中山公园。
开放不久，这里成了老北京里最热闹的公园。当时有人描述园内的热闹景象：大学生夹着野鸡，野鸡夹着商人，商人夹着姨太太，再夹着老爷、教授，那样一个循环长列的混杂不清。
京都市政公所的另一项雄心，是按照西方城市规划创立新市区。为此不仅多次派员出国考察，高薪聘请外国顾问，还在《市政通告》上开辟专栏介绍先进的建筑规划经验和理念。
最后，新市区选址在南城的香厂，也称为香厂新市区。在1915-1918年的建设中，香厂兴修了十四条纵横错综的马路，建成约20座新建筑，进驻大量新式商店。
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从上海来的大世界游艺场，由上海人刘宝赓出任总经理，仿照上海大世界游艺场而建。
1918年正月初一，大世界落成开业，它和北京饭店、六国饭店一样，安装了电梯，这是北京外城公共场所的首部电梯。开张的数日内，便发生了人多争相挤坐电梯，将人踩踏致死的事件。
香厂新市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整齐的建筑格局和西洋风格造型与内城的破旧形成了鲜明对比，恰好也是彼时的北京极力现代化，视传统为障碍的写照。
当时的北京市民还不知道，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即将随着历史变迁而告一段落，而他们正在迅速摆脱的旧北京，则会重新成为这座城市被引以为傲的主要内容。
· 香厂新市区
北平的危机
1928年，由市政资金驱动的现代化走向了终点。那一年，北伐胜利的国民政府将首都迁至南京，北京成了北平。
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的北平，对周围地区再也没有说一不二的至高权威。
1928年迁都之后，北平(当时叫京兆地方)原来下辖的24个县有20个被划归河北，剩下的管制范围仅达今天约南三环外、东五环一带。历史上第一次，北平不再掌控周边的农业地区，而是成为了一个只拥有小面积郊区的城市。
为了挽回颓势，北平市政府决定向河北要地，周边凡是有价值的，比如有发电站的通县，有煤炭的门头沟，铁路枢纽卢沟桥和丰台，北边有山可以发展旅游业的汤山，都在申请之例。结果被河北省毫不留情的直接驳回。
· 1928年的北平及其周边郊区。来源：董玥《民国北京城》
不仅河北省政府不买帐，连通县的农民都学会了讨价还价。
为了防止发电站锅炉爆炸，北京电车公司把自己的发电厂建在离北京有40里的通县农村，等到快要建成时，村民才得知消息。村民们马上联合起来与电车公司对峙：电车公司的发电厂离北京40里，而离他们的村子只有3里。北京人害怕危险，通县人就不怕吗?
尽管争端最终得以解决，但是开工推迟了几个月。北京明显已经不能再像帝制时期那样能指望周边地区的顺从与配合。
而经济和财政上的危机，更为要命。
几个世纪以来，北京已习惯于帝都地位的特权。当北平还是首都时，中央政府每年在北京的花销高达四千万元，还不包括官员生活和外来者的花销。由于能够长期坐享国库的直接供给，以至于几乎没有发展出自足的经济。
北平的工业和交通都很薄弱，而且一直也没有大的发展。
在一份1930年的工会调查中，列出的工厂只有一家电力公司、一家火柴厂、一家供水公司，以及一家刚刚增设的印刷厂，总雇工数约五千人。而包括电话、电报、铁路和有轨电车在内的现代通讯和交通部门的雇员总数也不超过四千人。
虽然这座城市拥有百万人口，受雇于现代工业的人却寥寥无几。迁都给北京的生计与前景都带来了实质性的威胁。1931年的一份报道指出，在北平，从1928年7月到1929年6月，32.7%的工会成员处于失业状态。
曾经颇具规模的金融业，也在国府南迁后彻底扑街，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总行先后南迁上海，一度因北洋政府发行债券而繁盛的北京证券交易所也彻底崩坏，1932年上半年的手续费收入仅为1677元，无法正常运行。
自救——打造旅游城市
1928年，曾视传统元素为负担，一心建设的「现代化城市」的北京，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从这一年开始，这座城市渐渐获得了「传统中国文化中心」的身份。高大上的头衔之下，是这座城市在历史转折中的窘迫处境：失去政治资源，自身又无独立的经济基础，北平必须另辟蹊径。
1928年，朱辉向北平市政府上呈了《建设北平意见书》，指出北平自迁都后政治资源全无，「市面萧条，兼以富室离平他去，资金因以减少，虽历浩劫，然昔日皇宫故院林立，珍品仍在」，提出要把北平建设为「国故之中心、学术、美术、艺术之中心、东方文化之表现中心、交通运输中心、陆地实业之中心、观光游览之中心及国防之中心。」
1933年6月，袁良出任北平市政府的市长。上任之初，恰逢《塘沽协议》刚刚签订。
袁良设想，若将北平规划建设成为旅游胜地，进而升级为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东方最大的文化都市，一定程度可以遏止日本的蚕食图谋。
袁良在任上编制市政建设三年计划，即《北平市游览区建设计划》、《北平市沟渠建设计划》、《北平市河道整理计划》，这是官方编制北平城市计划的开始。
计划提出，要把北平「造成东方最大文化都市」，将北平正式定位成一个旅游城市。而其最大的旅游资源，就是以皇室宫苑为代表的文化古迹。
· 三项计划建设费用比例表。在三大计划中，旅游计划是核心，从资金投入上看就可见一斑。来源：陈双辰《古都之承——1928年～1949年北平城市规划发展与古城保护的博弈》
计划制订后，市政府成立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下设文物实施事务处，把整理文物建筑作为市政的中心工作，着手整理古建筑和名胜古迹，划定古迹名胜的保管权，编拟计划，分期实施各项修葺工程。
截至七七事变止，三年间，修复了天坛、香山碧云寺、西直门箭楼等数十处工程。之前受到冷落的古迹又被迅速保护起来，对内外城垣、天安门、天坛、颐和园等18 处古迹都明确管理关系，加强保护。
· 1934年9月北平各处名胜古迹的隶属机关。来源：《二十世纪北京城市建设史料集·上》
与此同时，国内刚刚兴起的旅游业也看上了物美价廉的北平。
1927年，中国旅行社正式成立后，其下属的北平分社便与日本国际观光局、英国通济隆等建立了合作关系，相互承接国际间的旅行团队。
1932年，中国旅行社在北平创办旅行公司，配备专门的游览汽车和行李卡车，组织各种形式的旅游团。中国旅行社在其主办的《旅行杂志》上刊载介绍北平旅游景点和路线的各类文章。各类推介北平旅游的导游手册也不断涌现。
1931年9月，《旅行杂志》第5卷第9期上登出了一份中国旅行社北平分社制订的《北平七日游程》，向游客推荐的是天坛、先农坛、钟鼓楼、雍和宫、孔庙、国子监、颐和园、西山、故宫、中央公园、长城、景山、古观象台、小汤山及动物园。
而在《北平旅行指南》和《旧都景物略》中，北平的宫殿苑囿也被置于开篇的位置。它们是这座城市的精华，同时也被视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对北平城市形象的塑造至关重要。那些象征着这座城市辉煌的过去，同时被视为民族文化和国民精神之载体。
· 《北平旅行指南》是当时极受欢迎的一部旅行指南，《旧都文物略》则是北平政府组织出版的官方导游手册。两部书都将北平的名胜古迹置于首要和突出的地位。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英文旅游指南，同样聚焦于北平的过去
而北平「民族文化中心」形象的最终形成，自然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
北平虽然百业凋零，但众多的大学却供养着一大群拿着高薪的知识分子，原先服务达官显贵的众多服务业在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里只能主动降价，以招揽为数不多的主顾。
举一个例证，来说明北平一般生活的低廉现象。就拿拉洋车的来说吧!在北平洋车的装饰得特别讲究，和南方私家的包车一样，可是价钱却特别便宜，在上海或南京至少要两三毛钱车资的路程，在北平只要花二十枚或二十六枚(合大洋四分或五分)便够了。而那班洋车夫，以这样低廉的座价，一天所得，可以维持他一家的生活。
· 老北京的人力车是廉价服务业的代表，骆驼祥子也就是其中的一员
低廉的生活成本，缓慢的生活节奏，和周到的服务业在北平的生活舒适而又充满优越感，这让知识分子非常喜欢北京。
沦陷的「死城」
新知识分子们并不把自己当作北平人，他们观察北平的视角与与旅游者十分相似，他们都认为北京的主要魅力在于那些自然历史景点和景观化的皇家园林，而不是当地人的生活。
对于北平的其他部分，比如颓靡的商业、陈旧的市民文化和差强人意的公共服务，知识分子们十分嫌弃。
徐志摩的看法颇能代表当时新派知识分子对北平的态度，他把北京(北平)称作「死城」，还拟想了一位大学生与看墓老人的对话。学生问道：「那你爱不爱北京?」看墓人几乎大笑：「这学生问的话多可乐!爱不爱北京?人穷了，人老了，有什么爱不爱的?」
到1930年代日本入侵的威胁下，批评北京的声音才减弱了下来。当东北沦陷，北平成为前线后，舆论中的北京终于变成了全国的文化财富。
北京沦陷后，作为侵略者华北统治格局中的政治经济中心，这座城市迎来了新一轮的现代化改造。自来水、电力供应暴增，遍布市区的各式坟地遭到清理。这些改造持续到抗战结束和内战结束后，老北京不太为现代人喜闻乐见的一面逐渐成为历史。
· 民国时期北京主要停灵寺庙分布图，转自鞠熙《死亡观念与城市空间——以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北京为例》
与此同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战争爆发前都撤退到了南方，他们中的多数却都开始写下怀念老北京的日常生活的文字。那些曾经被他们看不起的北京本土文化，在特殊环境下，被赋予了全新的，却也不免过于夸张的意义。
郁达夫曾经这样感情激烈地形容过这种态度：「五六百年来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遥忆，我也在深祝，祝她的平安进展，永久地为我们黄帝子孙所保有的旧都城!」
激烈也好，伤感也罢，这座见过太多荣辱的城依然挺立。不久以后，权力又将让他改换面目，把并不遥远的过去笼罩在历史中，等待着人们无限的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