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踢进世界杯决赛，但梅西救不了阿根廷

作者| 猫哥

来源| 大猫财经

2014年，27岁的梅西第一次站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场上。

(资料图片)

可就在所有人的惊呼声中，已经24年没夺冠的德国在加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夺走了在阿根廷人眼中唾手可得的大力神杯。在南美的“家门口”经历这样的失败，那感觉实在是痛彻心扉。

时隔八年，35岁的梅西又一次站到了同样的地方。

在阿根廷首都街头狂欢的人群中，有个年轻人的话就很让人动容：“足球是我们的救赎。（虽然）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得更糟，但本周我们都很高兴。”

变糟的一切都包含什么呢？自然是不断攀升的物价和失业率。

就在今年前三个季度，阿根廷的累计通胀率已达66.1%；而根据早前阿根廷央行发布的一份市场预期调查报告，2022年该国的通胀率将达到100%。

更让人忧心的，是如影随形的失业和贫困问题。

作为一个奉行福利主义的典型南美国家，阿根廷的就业人口比例本就不高，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与一些南美兄弟国家都有着不小的差距。

如今又赶上美元加息、全球市场动荡，就业市场更显脆弱。数据显示，从2021年到2022年，阿根廷贫困人口已达1800万，贫困率高达43.1%。

按说到了这个份上，总该出手干预了吧？可他们已经没钱可用了。

要不是IMF出手及时，阿根廷在2020年就能搞出一次主权国家破产的闹剧。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债权人们渐渐发现这是个无底洞，虽然贷款越批越多、可违约的风险是一点都没降。

在这种状况下，似乎只有梅西才能让人们短暂忘却糟心的现实。

要知道，1908年的阿根廷还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地位跟现在的法国差不多；而在1910年，该国的人均GDP更是高居世界第三位，俨然就是一个南美版的瑞士。

这么一个发达的国家，到底是怎么在一个世纪内迅速堕落的呢？

1853年，乌尔基萨靠政变上台，成了制宪后的第一任阿根廷总统。在他的影响下，阿根廷对移民和资本都采取了十分开放的态度，并大肆兴修铁路和电报线路，把矿区、牧场和港口连成了一片。

等到他们把必要的基建项目搞完，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来敲门了。

随着欧美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球市场对优质纺织品和农产品的需求渐增，而这恰恰是阿根廷最不缺的东西。再加上“恰到好处”出现的冷冻肉技术和跨洋汽船，出口生意很快就有了起色。

赚了钱之后干嘛呢？当然是继续修路。

1880年，阿根廷的铁路里程数不过1570英里；等到了1910年，这个数字已经跃升至1.735万英里。除了发达的铁路网络，各地的港口航运也十分发达，整个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等到了1914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高于瑞典、瑞士和意大利，与德国、荷兰持平；1922年，人均外贸额排名第3，仅次于荷兰和比利时。

不过这一切坏就坏在“人均”，因为在国家飞速发展的同时，处于底层的普通人不干了。

一方面，寡头们包揽了国家经济的命脉、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却拒绝与劳工阶层分享利益；另一方面，政府坐视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却迟迟不采取有效措施。

不得已之下，工人们只能靠罢工来表达不满。可在不改善经济结构的前提下，这样的努力自然换不来任何成果，反而加剧了劳资双方的矛盾，最终催生了更大的危机。

随着一战的爆发，阿根廷的出口生意开始受挫，人命都不如炮弹值钱了，谁还买高档羊毛和优质牛肉啊？好不容易熬到了战后，大萧条又从美国开始向全球蔓延。

不得已之下，大家只能把有限的希望寄托于选举。可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都没人能真正解决阿根廷的问题，反倒在无休止的扯皮中错过了工业化的时机、把经济拖向了更黑暗的深渊。

最终，忍无可忍的军政府决定自己来。

虽然他们也没啥搞经济的能力，还经常内讧、政变、互相拆台，但他们从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前任的教训，开始尝试走一条提高福利、收买底层的发展道路，其中的代表就是胡安·庇隆。

具体的做法也不复杂，就是一边搞外贸、一边对富人加税，再用收上来的钱给工人发福利，总的来说就是花钱买支持。听起来很靠谱是吧？但这一切都是有前提的。

当时百废待兴的欧洲迫切需要粮食和肉类，这才让阿根廷抓住机会发了笔财；但随着战后经济恢复，工业底子薄弱的阿根廷立刻失去了优势，收支平衡很快就被打破。

随着福利开支的不断增多，庇隆不得不靠印钞和借债来满足劳工和中产阶级的胃口。等到连债都借不到的时候，无可奈何的他又被新的军政府搞下台了。

如果这时候能收紧福利政策、尝试经济转型，阿根廷也许还能有一线生机，但有了庇隆的前车之鉴，所有人都不敢冒这个风险，所以只能继续拆东墙补西墙、坐视通胀率一点点攀升。

总之在1950年之后，阿根廷的经济问题只有一个：货币问题。每个政府上台都改革，货币也跟着变来变去，但恶性通胀始终坚贞如一。最恶劣的时候，一年通胀率高达3000%，钱比纸还不值钱。

就这么折腾到了1982年，内忧外患的军政府不得不靠打仗来转移矛盾。可他们又挑错了对手，最终在马岛屈辱得输给了英国、不得不在内忧外患中黯然下台。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阿根廷在后来的世界杯上击败了英格兰。

好不容易熬到了1983年，大伙终于选出了个看起来像样的新政府。可甭管是军政派还是民粹派，大家都对未来十分迷茫，所以搞出来的政策也是反反复复、前后矛盾。

比如90年代初，新政府好不容易靠发行新货币勉强压制住了通胀，可经济部长不顾劝阻、直接放开了外汇管制，搞起了一比一换美元的政策。

后面的事情你也能猜得到，在97年和99年金融危机中，脆弱的阿根廷彻底玩脱，出口崩溃、外资撤出、全民挤兑，不得不又走上了印钞+借债的老路。

在这种反反复复、走走停停的模式下，阿根廷的GDP也走出了心电图一样的神奇走势，今年12%、过两年可能是-12%。

考虑到经济下滑和政权更迭都在同步发生，你甚至分不清到底是因为经济下滑造成了政府的垮台，还是政府倒台导致经济失败。

更让人感到无语的是，他们不光喜欢借钱、还喜欢赖账。

一旦催债压力太大，这个主权国家就会“摆烂”——按照阿根廷经济部长的说法，反正他们早就处在“事实违约”的状态了，如果债主不愿意继续借钱、干脆就违约算了。

一边是板上钉钉的血本无归，一边虚无缥缈的渺茫希望，换你该怎么选？

最终，国际债主们还是选择了屈服。2018年，IMF与阿根廷政府签署总额约570亿美元的救助协议；而在今年1月底，他们又贴心地同意了阿根廷的债务再融资计划，堪称现代版本的割肉饲鹰。

考虑到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九次，大部分思想清醒的人已经躺平了。毕竟他们已经错过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这两个最重要的时间窗口，翻身的机会再也不会有了。

所以在这个视足球为生命的国度，世界杯和梅西已经被当成了一个“减压阀”，成了无数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寄托。如果35岁的梅西能如愿拿下大力杯，那一定能给他们带来足够的鼓舞。

可是，之后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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